众口难调，或许有不少人对冯小刚的把戏嗤之以鼻，但平心而论，冯小刚是越学越聪明了。如果说《手机》还停留在技术理性对伦理、家庭和情感的冲击上，《天下无贼》包含的意义开始丰富起来，开始涉及人性、社会和哲学层面的价值冲突。虽然用“哲学”、“政治”这些大词有哗众取宠之嫌，我仍然坚持杀鸡须用牛刀，因为目的不在于鸡，而在于刀。冯小刚养的《天下无贼》，只是刀俎上现成的鱼肉而已。根据我的观察，它可以被大卸六块。

　　（一） 符号与意义

　　《天下无贼》讲述一群贼的故事。单纯善良得不可思议的青年民工傻根怀揣着六万块钱和“天下无贼”的信念踏上回家的火车，马上被两拨贼盯上了。一拨是鸳鸯大盗，男鸳鸯王薄，女鸳鸯王丽，后者受过傻根的滴水之恩，想保护这个傻兄弟。另一拨贼是胡黎领导的盗窃团伙，对六万块钱虎视眈眈。此外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便衣警察，几个弱智的劫匪。两拨贼为了钱互相争斗，最后发现都上了警察的当。最后，傻根还在睡觉，胡黎集团被端掉，胡黎杀了王薄，也难逃法网，警察找到逃脱的王丽，却放走了这个重新做人的怀孕女人。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好似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一个“天下无贼”！

　　在这个好莱坞式的叙事中，不仅揉进了悬疑、警匪、爱情、特技等流行的商业元素，导演还有意构建了一些艺术符号，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义。胡塞尔把符号的功能划分为表述（Ausdruck）和指称（Anzeichen）两种，前者具有客观的、不因人而异的意义，而后者“在真正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在它确实作为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才能被称之为指称”（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页）。指称没有特定含义，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从高高在上的政治和哲学角度来看待一部说不上深刻高明的电影，似乎并无不可。

　　很有些人怀疑傻根的真实性，认为他简直是真空里长出来的试管婴儿，没有普遍性。然而，抛开个体意义，如果把傻根当成一个抽象的群体，那他就是人民的象征。在当前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人民从来就是神圣的符号。人民被假定是善良的，高尚的，勤劳勇敢的，又经常被暗地里认为是容易欺骗的，软弱愚蠢的。联想到当前的反腐败和国企改革，不知有多少贪官污吏从人民手里骗取信任，有多少资本权贵从人民身上搜刮钱财。而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做着“盛世太平”的白日梦。你能说这样的傻根不存在吗？

　　傻根傻本来无可厚非，再愚蠢的贼也不会光顾他。可是当他包里有了六万块钱，他一下子就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焦点了。这六万块钱就是一块唐僧肉，引得各路神仙妖怪都来捧场，演绎一出精彩纷呈的《西游记》了。同样，人民的唐僧肉就是国家权力。当政客们需要权力时，人民被捧上了天，晕晕糊糊就把权力拱手相让。一旦权力到手，人民就分文不值。人民虽然像唐僧，又愚蠢又无能，奈何他们人多势众，卢梭只好把人民主权给了他们，传授《社会契约论》作为紧箍咒。可惜他竟忘了找一只上天入地的猴子来护驾，结果当妖怪张牙舞爪扑过来时，人民在紧急关头念动咒语，才发现没有孙悟空，而妖怪是不懂咒语的。

　　王薄和王丽，代表了草根阶层的反叛力量。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游侠和绿林色彩，浪迹天涯，游戏人生，反抗社会，重视情义，要是在宋徽宗时代，还可以上梁山坐把交椅，可到了这个时代，只能在法律的漏洞里游走，到头来免不了被收编或是鱼死网不破。如果王丽是有心被招安的宋江，那么王薄便是与皇帝老儿誓不两立的李逵，对朝廷不抱幻想，死心塌地做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到后来，李逵弃暗投明，完全是出于对宋江的一片赤诚之心。在电影里，王薄之所以转而保护傻根，也是出于对王丽的爱情。至于她肚里的孩子，只是爱情的象征。

　　胡黎，这个纪律严明的盗窃团队的最高领导人，无疑是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他深谙官场规则和政治权术，对内恩威并重，对外求贤若渴，一旦不能为己所用不惜除之而后快。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处心积虑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扩大势力范围。黎叔的经典台词如“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有组织，无纪律！”，还有“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特别要表扬两个同志，小叶和四眼。”等等，清楚地表明，他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官僚语言，虽然身处黑道，可完全按照白道的规则办事。而且，从黎叔对技术的推崇可以推断，他更像是一名技术官僚，务实精干，考虑周全，所以一旦作恶，藏得很深，很难对付。

　　最后，当然就是英明神武的警察了，象征着国家、政权、法律、正义诸如此类。和人民一样，他被假定是忠诚和勇敢的楷模，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他是人民的保护神，罪恶的天敌，具有无穷的力量和非凡的智慧，他洞悉古往今来的秘密，一切都逃不过他鹰一样的眼睛，一切都在他如来神掌的操纵之中。所以，影片中警察只在万分必要的时候才出现，因为一切都像是他导演的一样。当摄影师给他正面特写时，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容易使人联想到同样英明神武的中纪委和一贯正确的领导们。

　　也许有人会补充说，还有很多象征符号，比如黎叔的小蜜小叶同志象征弃暗投明的先进文化，黎叔剥的鸡蛋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这些想法听起来有趣，可惜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因为我们要讨论更加重要的问题。

　　（二） 理性与信仰

　　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建构起大陆唯理主义的体系。英国的休谟（David Hume）与之针锋相对，彻底怀疑理性的可能，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仅限于经验层面。为了应对休谟提出的尖锐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里提出了“先验理性”的概念，把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理性是认知的最高层次，具有普适性和先验性。康德雄心勃勃地要把理性作为重建哲学世界的基石，可惜好景不长，叔本华和稍后的尼采不买帐，以意志代替理性，激进地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颠覆。到了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那里，决心重建理性，抛弃先验理性，转而提出情境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强调理性在不同场景里是不一样的（《后形而上学思考》，1994）。

　　在影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如何与情感和信仰纠缠在一起，宗教救赎如何戏剧性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毫无疑问，傻根是个不会怀疑的经验主义者，他的认知能力尚未上升到理性层次。他根据小时候拾粪的事情和与狼共处的经验断定，人都是讲诚信的，不可能比狼还坏。

　　而黎叔是个康德先验理性的忠实履行者，他太相信自己，也只相信自己，就连轻信小叶也是出于自信。他崇尚技术理性，不惜余力维护制度和秩序，对他来说，理性的确是先验、普适而且永恒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王薄呢，是情境理性的最好例子。他也相信理智，有他一套久经考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熟练掌握技术文明。他对这个社会有着深刻的洞见，闪烁着哲学的火花。比如，他对王丽说的一段话：

　　“他凭什么不设防啊？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啊？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说得固然十分精彩，但就是这么个快达到哲学家境界的人，也会被感情所左右。当听到王丽说她已经怀孕，想为后代积点阴德，他的理性立刻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甚至可以说是非理性。他不惜得罪道上呼风唤雨的黎叔，不惜违背自己的原则，不惜丢掉性命去实现一个“天下无贼”的幻境。对王薄来说，对王丽的爱情是不变的，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理性，就可能失去爱情。只有在这点上，他始终是理智的。

　　说到王丽，我只能把她归到尼采的阵营。女人似乎天生是情感的俘虏，更喜欢投向意志的怀抱。这对亡命鸳鸯诈骗人家一辆宝马车后，王丽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一时间意乱情迷，良心发现，决心洗手不干了，到寺庙里烧香拜佛。受了傻根滴水之恩，就决定涌泉相报。诸多举动难以用理性描述，只能归结为唯意志论，情感冲动才是她行动的准则。

　　但反过来说，只有瓦解了理性的堤防，宗教救赎才成为可能。这种救赎不同于《宾虚》（Bin Hur，1959）里耶稣对犹太王子的拯救，也不同于《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里安迪的自我救赎。前者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终极关怀，后者则洋溢着自由主义的人文理想。王丽没有宗教，也没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寺庙里虔诚地敬上一炷香并不代表她就皈依我佛。她的良心发现，更多的是向朴素人性的回归，而“因果报应”、“积善行德”的佛家理念只是回归的结果而并非原因。这种回归是母爱的冲动，为了孩子，她觉得必须回归社会，也完成对自我良知的救赎。

　　王薄的转变与宗教无关，爱情就是他的信仰。他以死亡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可以说是殉情。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信仰和情感有多么可怕的力量，足以摧毁一个人健全的理性。很多心地善良的年轻女子被这种力量感动得一塌糊涂，一起流下停在眼角的泪珠。而她们的男朋友难得看见眼泪，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顺势把女友搂在怀里，浑然忘了口袋里少了好几张钞票。现实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爱情的救赎。

　　黎叔的理性最坚强，也就说明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救赎。相反，他以救世主的身份，极力想拯救苦心经营多年的组织。他煞费苦心地安排小叶做接班人，压制手下的非议，屡次出山拉拢王薄，到最后杀害王薄，都是他强有力的信念使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没有什么是不可牺牲的。他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他的利益就是集体的利益，反之亦然。感化一个人容易，但要感化一个不相信救赎、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群体，那可就太难了。

　　傻根属于被救赎的对象，就像大熊猫一样属于濒危动物需要小心保护。王丽王薄和警察都是他的保护者，可他还是非常脆弱，轻而易举被王薄骗走5000块钱，被警察掉包。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拥有无可比拟的道德资源，慷慨地对任何人奉献爱心。他的纯洁善良打动了王丽，间接感化了王薄。“天下无贼”是他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拯救了他。

　　(由葛优饰演的黎叔)
　　在理性和信仰的较量中，信仰占了上风，绝对理性的代表黎叔输掉了整场游戏。但是，这场较量，却是被设定在一个不甚可靠的前提下：不在场（absent）的警察和他所代表的法律秩序（legal order）。

　　（三） 法律与道德

　　很多观众对于结局是很满意的。虽然有不少感情丰富的人会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泪，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导演的观念。冯小刚很聪明，这种聪明可以用票房计算出来。原著作者赵本夫也承认，冯小刚很聪明，把一个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王薄只受轻伤，夫妻俩双双把家还）改成有点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狈的下场、王薄的死亡、王丽的身怀六甲和警察的法网柔情赚足了观众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冲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体面地收场了，观众们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的确是一场很划算的电影。

　　冯导的聪明也仅限于此。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两者的冲突，不惜让警察渎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关头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内在紧张会消耗观众不少的精力，促使他们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痛恨会思考的观众，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样，跟着感觉走，服服帖帖被电影摆布，时哭时笑，乖乖把钱包交出来。《天下无贼》在刻画人性方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个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结局使它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意义。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拣一两个方面来分析。很明显，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法律就意味着背叛道德。然而，正因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纠缠不清。《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无法无天的强盗、小偷、杀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纪守法的贪官污吏却被恨之入骨。这种离奇的效果常被归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享有“法律豁免权”，可以根据道德制定另外一种法律规则，比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来调和两者的矛盾。

　　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如果把《圣经》当成历史，那还要上溯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约定和“摩西十诫”。柏拉图最早做出系统的回答。在《理想国》之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黄金一代的人类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钉子，开始重视法律，可依旧认为法律所能达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务实，强调法律至上，用法律来规范人性，因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西塞罗大体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法律就是道德、正义的具体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无用的累赘，无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权术。（《君主论》）。霍布斯则完全抛弃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把“性恶说”发展到登峰造极。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人类从“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英美的哲学家大体上走在“性恶说”这条路上，如洛克，休谟，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说得如此不堪。卢梭，这个从道德理想国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进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和归宿的自然法论。他把理性出现之前的自然情感归纳为“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原理，由此演绎出一个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达”，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最高的道德。

　　鉴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学史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连冯导这么聪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屈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法律礼貌地给道德让路，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完满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纠纷。然而，法律是无处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样是没法摆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中一步步达到高潮的。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职业道德。

　　于是，我们可以循着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寻找更为重要的事实和价值。